出口产品密度对产业创新的影响 ——基于中国

引 言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要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在经济新常态下，创新成为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任务，也成为发展经济的第一理念。近年来，中国依靠低成本发展出口贸易的时代已经过去，与以盲目扩大出口规模和追求增长速度相比，更加关注出口产品的质量和结构优化。随着推动全面开放新格局的形成以及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深层次贸易合作的大背景下，中国目前的出口贸易结构是否能够促进产业创新的发展？本文将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回答。

基于传统比较静态框架的贸易理论认为，一国当期的专业化模式对于该国未来的创新发展几乎不起什么作用，Hausmann和Klinger[1]提出的产品空间理论则突破了传统贸易理论的静态比较优势框架，认为基于产品层面的比较优势具有内生动态演化的途径与方向，生产新产品的潜力与出口其他产品所要求的能力是不完全替代的，会随着产品的异质性程度发生变化，并认为一国成功开发新产品的概率依赖于相关可获得的生产资源，也更容易开发那些与本国出口较为相似(邻近)的产品。因此，在产品空间理论看来，生产新产品的速度依赖于国家已发展的具有生产潜力的出口产品密度。那么产品空间理论能否在中国产业层面得到体现？中国出口产品密度的变化对产业创新的影响有何作用？本文将利用产品空间理论研究中国出口产品密度的变迁对产业创新的影响。

一、文献综述

近年来，部分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出口产品密度对企业出口新产品稳定性的影响，并运用产品空间理论对国家或者区域未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及其结构转型的可能性进行预测。比如Poncet和Waldemar[2]发现出口增速较高的产品都是与当地生产结构联系紧密的产品，表明产品密度会引起出口溢出效应增强，产品间联系密切有助于企业层面的升级，从产业政策角度说明中国在促进出口策略时，应该更集中于当地或者本国核心竞争力相一致的产业。Boschma等[3]将演化经济地理学和产品空间理论相结合，发现西班牙区域层面产业结构的邻近性在区域新产业萌发中发挥的作用比国家层面产业结构的邻近性作用更显著。胡立法[4]在产品空间结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中韩两国的产业升级，认为中国较韩国具有更多潜在比较优势的新产品生产能力，但是需要进一步创造条件才能实现产业升级。张亭和刘林青[5]研究发现中国产业升级更多是依赖原有的要素禀赋，而美国则主要是在现有的要素禀赋基础上实现“跨越式发展”。贺灿飞等[6]认为中国四大区域出口结构受到产品密度技术关联的显著影响，体现为路径依赖的过程。吴小康和于津平[7]研究了产品密度对新产品出口稳定性的影响，认为企业出口的新产品与其所在地区其他产品关联密度越强，新产品出口越稳定。

还有部分学者论证了出口对产业创新的相关影响。 Golovko 和Valentini[8]从微观企业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创新和出口在一个动态良性循环中相互得到加强，企业参与出口市场可以促进学习，从而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同时企业通过创新可以进入新的地理市场，从而使出口获得成功。Chiva等[9]通过分析西班牙1767家企业，发现出口企业相比非出口企业更具创新性，并认为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要显著于出口学习效应。姚相如等[10]研究发现出口广度主要对非高技术行业创新性影响显著，出口深度则对高技术行业产生显著影响。祝树金等[11]研究发现出口相关产品说明关联性较强，有利于企业间共享信息，产业间溢出效应也较高，技术创新比较容易；而出口无关产品则说明产品之间差异比较大，跨产业间知识溢出比较难以吸收，不利于技术创新。李兵等[12]研究发现出口主要促进了中高和高技术行业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对中低和低技术行业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大部分学者认为出口会对创新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但利用出口产品密度分析其对新产品以及能否转化为比较优势产品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较少，也鲜有学者基于不同产品空间下的出口产品密度进行分析。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开放型经济条件下引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选择。关于中国与“一带一路”贸易相关合作的研究已经成为近年来学界的研究热点，目前的文献主要集中在贸易潜力和便利化、贸易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全球经贸格局重构和自贸区建设[13-16]等方面展开论述。但在阶段性发展成果背后，中国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对国内产业创新影响的讨论还不够充分。因此，本文将探究在全世界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范围内出口产品密度对产业创新的影响。与已有研究相比，本文的研究将是出口贸易对创新性影响的有益补充，也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理论和政策建议。

文章来源：《产业创新研究》 网址: http://www.cycxyj.cn/qikandaodu/2020/0812/609.html